朕即法律——从《贞观政要》对唐太宗的评价看中国的法律与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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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07: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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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民众的道德老师
李世民和吴兢大概都没有料到，无论从道德语境还是法律语境上说，由官府做民众的道德老师，不特起不到惩恶劝善的作用，恐怕还会适得其反。
儒家经典《大学》说：“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”这段话，李世民本人也很熟悉，但还是明知而故为。他声言要拯救道德，仪范天下，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在他身上，道德瑕疵实在是太多了，做个反面教员绰绰有余。后人非要让他担负起那样的重任，也是“爱之适所以害之”。
用纯正的儒家价值标尺衡量一下，唐太宗不要说是“圣”了，连“仁”都算不上。宋代大儒张载就说过：“唐太宗虽英明，亦不可谓之仁主。”这话还是很客气的。史书上飘忽闪烁的“玄武门之变”，若站在儒家道德立场上看将去，活脱脱就是一出逼父、弑兄、屠弟，抢班夺权的连台大戏。老实不客气地说，李世民不是什么圣王英主，而是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。
若说李世民内心中一点善端都没有，那也不合实情。你看他在夺权当政以后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确实是招贤纳谏，广事宣讲仁义诚信之道。《贞观政要》收录的这方面的言行很多，不可能全是无中生有，虚捏出来的；也不能说，他只是唱唱高调，故作姿态。探其用心，未必不是想弥补逼父弑兄的道德亏缺，扭转玄武门之变给臣民留下的负面印象，期望李唐王朝在他身后能够长治久安。为此，李世民特别注意教育子孙尽忠尽孝，这也是预警效尤，严防自己的身影在后代重现。
李世民的“报应”
可他没有料到，到了他儿子这一代，又发生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悲剧。他的两个儿子，先立为太子的长子承乾、四子魏王泰，硬是不遵教诲，偏偏要学他的榜样，争夺储位，被他或废或贬，幽愤而死。第三子吴王恪“有文武才”，号称是太宗诸子中最贤者之一，也在他死后不久被冤杀。
有学者说：“这又好像是‘自然’对他从前谋杀一哥一弟的报应。”更有甚者，他后立的太子，第九子李治，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，向称“仁懦”，没承想坐上皇帝宝座后未久，便娶了他曾经宠幸过的武则天，后竟立其为皇后，险些断送了大唐江山。这或许又是对他纳弟妇、收同宗兄弟妻的报应。若再看得远一些，武氏之乱、天宝之祸，恐怕也与他自己的样板效应不无关联。清人赵翼说：
报应之说本来虚无缥缈，但也有不能不信的。李渊最初任晋阳留守时，宫监裴寂暗中送宫女供其享乐。后来李世民起兵，就让裴寂拿此事威胁李渊，说二郎举义旗，就是怕你奸占宫女事发，落个满门抄斩之罪。可见李渊的太原起兵，起因是为了女色。后来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弟弟元吉，又霸占元吉之妻为妃。庐江王李瑷以谋反被杀，他的妃子也被世民收用。这两代开国之君，都是为了女色纵欲。谁能想到，贞观末年已被太宗占有的武则天，后来当了政，差不多杀光了皇室子孙。李唐宫廷内部的性乱丑闻，传为千载笑柄。接下来的韦皇后也是秽声流闻，与她私通的武三思，更将其丑行张榜公布于天津桥。不久她又与安乐公主毒弑唐中宗，宫闱女祸，至此达到高峰。待到唐玄宗平定宫廷内乱，实现了开元之治，老百姓算是过了几天吃饱穿暖的日子，可又让杨贵妃给破坏了。虽然安史之变，不完全是宠爱女色惹的祸，但追根溯源，还是脱不开骄奢淫逸的干系。不过，以女色发迹的，还会因女色而败亡。这就叫“君以此始，亦以此终”。难道这还不是天道报应的最明显的例证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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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08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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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初儒家“律己严，待人宽”的道德话语
孔子说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又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从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以往人们大多是从无我之境上理解这些话，因此便得出了孔子乃至儒家都主张人治的结论，自是很大的误解。其实孔子的这番话乃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，并非无我之境的法律话语，其用意无非是激励那些执掌政柄的人，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，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。
当然，道德话语绝非没有治人、律他之效。但道德话语的治人和律他，是间接的、非强制性的，是通过唤起他人内心的良知共鸣，形成道德自觉，并起而在行动上响应来实现的。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，因为道德的力量，归根结底不是外在的压服；而是内在的精神征服。因此只能像孟子说的那样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”
孔孟等原初儒家的话语大都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，必须审慎甄别，方不致酿成淆乱。
东汉时，有个叫赵宣的人，葬亲后不封墓道，在墓道中居住二十多年服孝，博得了“乡邑称孝”的靓名，“州郡数礼请之”，他还故作推脱。郡守陈蕃亲自登门求见，方知道他在服丧期间居然养了5个儿子，戳穿了骗局。陈蕃大怒，将赵宣治了罪。这是《后汉书》里记载的一则真实故事，人们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揭露儒家礼教的虚伪，恨屋及乌，连孝悌还算不算得一种美德，似乎也令人质疑了。其实赵宣的闹剧或者说悲剧，不能全怪他本人，主要应归咎于当时官府的官吏选拔制度——举孝廉，该制度事实上将本属道德话语的服丧惯习，转化为法律话语的硬性规范。人们为了当官，便花样翻新地表演各种虚情假意的孝行闹剧。因此，与其迁怒于礼教，倒不如归责于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错乱更为恰当。
三纲之说的入律
似此由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，转化为无我之境的法律话语造成的是非混淆，举不胜举，最严重的莫过于三纲之说的入律了。
汉儒发挥韩非子思想而形成的三纲学说，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，是以臣、子、妻为“我”这个特定的主体说的，是臣、子、妻自律、律己的道德信条，而不是治人、律他的法律话语。贺麟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阐释。他说从五伦到三纲是必然的发展，否则社会关系就不能稳定。然而当三纲之说由道德转换为法律后，便成了掌握在君、父、夫手中的利刃，等于是单方面赋予了他们要求于臣、子、妻的法定权利。于是便形成了谭嗣同所描述的：“数千年来，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，由是酷焉矣。君以名桎臣，官以名轭民，父以名压子，夫以名困妻，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，而仁尚有少存焉者，得乎？然而仁之乱于名也，亦其势自然也。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，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。”
其实所谓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子不得不亡”，“男可重婚，女无再适”，都是君、父、夫的一厢情愿之词，是强加于臣、子、妻的法律话语，与孔孟“律己严，待人宽”的道德伦理思想大相径庭。孔子说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：“从我做起”，多提高自己，少指责别人；“不要只拿马克思主义的镜子照别人，而不照自己”；“要先做、多做自我批评，后批评、少批评、最好是不批评别人”。这是儒家的修己治人纲领。依此纲领，君、父、夫根本就不应该苛责于臣、子、妻，要求臣死子亡本身就是不道德的，就是不仁。《大学》说：“为人君，止于仁……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”程颐，也就是那个因提出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而广遭非议的小程伊川，就反对单方面要求妇女守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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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08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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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的儒家化，扭曲了原初儒家的本意
不幸的是，自曹魏以后，儒家的许多道德话语被有选择地写入律典，实现了瞿同祖先生所谓的法律儒家化。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淆乱，愈演愈烈，这不仅大大扭曲了孔孟之道的本意，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逆反心理。号称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阮籍，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据史书记载，阮籍是个真正的孝子。他母亲去世时，他正在下棋，听到丧讯却故意不停下来。待到葬母时，他又故意“食一蒸豚，饮斗酒”，至“呕血数斗”。钱穆先生说，阮籍是真心实意的孝子，他不肯遵守儒礼，是因为“痛恶当时那些假孝子，外守丧礼，而内心不戚”。他不肯“与世同污，所以故意吃酒吃肉，不遵服制。其实他内心非常哀痛，并非凉薄不孝”。阮籍的做法显然是出于对儒礼的误解。他不知道，“儒家‘丧忌酒肉’正恐悲来伤胃。阮籍就吃了这亏，一时悲从中来，正因吃了酒肉，遂致呕出血来。此乃因不遵礼而毁身伤性……不知儒家之礼，正为大忠大孝之人而设。”
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里颜渊最好学，其表现是“不迁怒，不二过”。阮籍之辈迁怒于孔孟，看来还是学业不精所致。
道德话语不可随意转换成法律话语，并不是说道德话语不能转换为法律话语，而是说不可无条件地、随随便便地转换。转换必先满足一定的条件，法律才能显得公平，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尊重和奉行。这其中最打紧的，就是要将有我之境转换为无我之境。
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
齐景公问政，孔子答以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这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，是劝喻齐景公恪尽职守，做出个君父的样子来。可齐景公没有听懂孔子的话，他说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显然他不是从有我之境上思考自己作为君父的责任，而是片面地将臣子对君父的忠孝义务，理解为硬性的名分制度，将道德话语变成了法律话语。但在做此转换时，他却没有将君父对臣子的仁慈义务，理解为硬性的法律话语，也就是说，没有将有我之境相应地转换为无我之境，于是便形成了君父对臣子有权利而无义务，臣子对君父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片面化权利义务关系，这是有我之境的法律所必然呈现的格局，其基本表现便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称。
有学者说：“东方伦理之缺点，在详言卑对尊之道，而不详言尊对卑之道。”笔者以为，东方固有法律确实未详言“尊对卑之道”；但是说儒家伦理思想不详言“尊对卑之道”，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。
前引孔子说的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并非不包含“尊对卑之道”。孔子说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，《论语·尧曰》篇分别引尧、商汤、周武等古帝王语，均涉及“尊对卑之道”。
尧说：“咨！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。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”汤说：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”周武王说：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”下面“宽则得众，信则民任焉，敏则有功，公则说”，都是在“泛言帝王之道”。
《孟子》里也有不少涉及“尊对卑之道”的论断，譬如：“贼仁者谓之‘贼’，贼义者谓之‘残’。残贼之人谓之‘一夫’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又说：“王如好货，与百姓同之”，“王如好色，与百姓同之”，“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”。儒家经典中还载有不少“君不君”、“父不父”的反面事例，譬如《左传》中提到晋灵公“不君”和蔡侯“不父”等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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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09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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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”的现代西方版
上述这些儒家话语，是不是可以作为硬性的法律话语来理解呢？国人至今仍在犹疑彷徨；然而在西方，早就实现了这样的话语转换。谭嗣同说：
在西国刑律，非无死刑，独于谋反，虽其已成，亦仅轻系数月而已。非故纵之也，彼其律意若曰，谋反公罪也，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。事不出于一人数人，故名公罪。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，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。且民而谋反，其政法之不善可知，为之君者，尤当自反。借口重刑之，则请自君始。
谭氏对于西方法律的描述，容有未确，但大意不错。西方近现代法律对于国事罪限定极严。美国的国事罪是由宪法规定的，只有叛国才可以构成国事罪，且仅限于对美国作战或依附美国的敌人两种行为。据联邦最高法院解释，由宪法规定叛国罪的立法意图，是严防司法或行政当局借国事罪之名，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，或侵犯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。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的待遇也迥然有别，原则上不予引渡。与此同时，法律对于国家元首、政府官员则有严格的约束、监督和弹劾程序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、克林顿的“裤裆门”事件，都是典型的例子。2005年路易斯安娜州的一场风灾，布什政府广遭抨击，不得不引咎自责，这难道不是“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”，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”，“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”的现代西方法律版吗？
晚清思想家盛赞的西洋良法美政
齐宣王问孟子：“周文王的苑囿方圆70里，算不算大呢？”孟子答：“老百姓认为还太小。”齐宣王说：“我的苑囿方圆才40里，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嫌太大呢？”孟子答：“文王的苑囿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随意出入，捕鸟猎兽的可以自由往来，他的苑囿与百姓共享，百姓认为太小，不是很自然的吗？你的苑囿虽然只有40里，杀了其中的麋鹿，就如同犯了杀人罪；这就像在城中设下了一个40里见方的陷阱，百姓认为太大，不是应该的吗？”
孟子此言，是不是可以作为法律语言来理解呢？西汉法律，盗宗庙服御物者弃市。这是儒家化以前的法律，显然未接受孟子的意见。法律儒家化以后又怎样呢？《大清律例·盗园陵树木》门附例规定“私入红桩火道以内偷打牲畜，为首于附近犯事地方枷号两个月，满日改发极边烟瘴充军”。沈家本说：“以牲畜而戍人于边，去国中之阱几何？”正用前引孟子答齐宣王之典，说明孟子的“王道”理想依然未能融入法律。
与中国相反，在现代西方宪政国家，同样的理想早已升华为鲜活的法律。所有公共设施，包括政府办公场所，一律向公众开放。北欧的瑞典、丹麦和挪威，虽然还保留着君主，但皇宫和首相府都免费对公众开放。在瑞典，政府大门不设警卫，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，百姓可以自由旁听。官员即使公务出行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。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在看完电影步行回家的路上被刺身亡，2003年，女外交大臣林德在商场购物时又被杀，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，决不会因为畏惧暴力，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、开放的民主政治，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。这难道不是孟子“与民同乐”、“与百姓同之”理想的当代西方实景吗？
难怪许多晚清思想家盛赞，西洋良法美政深合中国古圣人之制。若尽斥之为“古已有之论”者牵强附会之词，似亦不合实情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这些话语自秦汉以来始终停留在道德理想的层面，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法律话语。
诸葛亮式的法治才是儒家的法治
贺麟先生说，儒家式的法治即诸葛亮式的法治，其特点是“去偏私”。马谡违背诸葛亮军令，致使街亭失守，诸葛亮上书“请自贬三等”。当时诸葛亮掌握着蜀汉当局的最高权力，但他并未网开一面，宽纵自己，这就叫“去偏私”，用本文的话说就是“无我”。简言之，无我之境的法治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法治，没有可以例外的“我”，最高统治者亦然。
贺麟先生说儒家精神的法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法治相近，确乎不错。现代宪政文明下的法治，莫不臻于无我之境，即便是政事纷扰的台湾，近来亦有可喜的大跃进。据央视报道，今年8月28日，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时事评论家胡忠信诽谤陈水扁之女陈幸妤“前往美国(银行)开户，疑似洗钱”罪名不成立，陈幸妤败诉。贵为“公主”，也不能置身法外，单就此案来看，台湾司法体制似已进入了无我之境。同为炎黄子孙，能不为彼岸同胞的进步而高兴吗？
玄武门之变中的法律问题
相形之下，李世民虽能开创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，却开创不了无我之境的法治格局。尽管他也曾放出豪言：“法者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。”但说归说，做归做。看一看他对玄武门之变的善后处理就明白了。
还是赵翼说得清楚：
谋反者族诛，秦、汉、六朝以来，皆用此法。太宗为秦王时，杀建成、元吉，不过兄弟间互相屠害，其时太宗尚未为帝，不可以反论。乃建成子安陆王承道、河东王承德、武安王承训、汝南王承明、鉅鹿王承义，元吉子梁郡王承业、渔阳王承銮、普安王承奖、江夏王承裕、义阳王承度，俱坐诛，除其属籍。是时高祖尚在帝位，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，而不能一救，高祖亦危极矣。
所谓“谋反”，是《唐律》“十恶”罪名中的头一条。李世民收拾玄武门之变中的落败者，援用的就是这一条。赵翼对唐太宗的执法颇有微词，是因为李世民对他人滥用谋反之律，对自己又网开一面，若依《唐律》衡量一下他的行为，必定会做出如下认定：
李世民逼父退位，已经不止是“谋反”，而是“实反”了；后来又事实上逼父迁宫，犯了十恶第六项“大不敬”和“不孝”两条；杀长兄——皇太子建成，犯了十恶第四项“恶逆”；杀弟元吉，犯了十恶第八项“不睦”。若再加上他收兄弟妻、娶同宗兄弟妇等行为，犯了十恶第十项“内乱”。10条重罪，他独坐6条，该伏诛的正是他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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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09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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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法律的根本区别
如果说玄武门之变还是个极端的事例，不妨再看看其他的实例。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第三子，吴王李恪因打猎毁坏了老百姓的田苗，遭到御史柳范的奏弹。太宗说权万纪负责服侍李恪，却不能阻止他打猎，应处以死刑。柳范反驳说：“房玄龄负责服侍您，也同样不能阻止您打猎呀，只惩罚权万纪一个人不合适吧？”太宗大怒，“拂衣而入”。逢着唐太宗这样的明主尚且如此，若碰上个昏暴之君，柳范可就惨了。何谓有我之境的法律，于此可见一斑了。据此似可断言，只要法律不能超越有我之境，不论那个“我”多么高姿态，最终还是难得公平。
有位西方学者曾形容过中西方法律的根本差别，他说中国古代的法律：“更像一种内部行政指示……而不大像法典，甚至连一般的法规都不像。”他解释说：“在研究中国法律时，必须从法官并且最终从皇帝的角度去观察问题。”这与西方人“总是倾向于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去观察法律”截然不同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他的答案是：“对中国人来说，法律就是靠严刑推行的命令，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严厉的，潜在地无处不在的，全权的政府的一部分。”易言之，就是“朕即法律”。
这个观点在美国汉学界很有名，以往我总是似懂非懂，如今一下子领悟了，原来无非是说：中国的法律是有我之境的法律，皇帝或实际最高当权者就是那个“我”，一旦触及到“我”，或与“我”有关的特定主体，法律便失灵了。因为“皇帝是法律承认的惟一的‘人’。但他是没有义务的，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单方面的，因为他从不服从任何其他人”。西方近现代的法律是无我之境的法律，根本不存在“我”。这就是中西法律的本质区别。
道德上要有我 法律上要无我
日前翻阅报刊，读到两篇文章，说毛泽东“多次讲过，他不赞成拿稿费，认为没有道理。可是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”。到“文革”前，因为他“总讲这种话，稿费制度被取消了，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，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”。文章指出，毛泽东虽然“一生主张反特权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”。据说胡耀邦非常崇拜毛主席的风度气魄，但也不时地感到很困惑，因为他曾听毛主席说过“我是不让权的”、“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”。
由此看来，如果不能在道德上做到有我，在法律上做到无我，即便是主观上立志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、纯粹的人、有道德的人、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、有益于人民的人，行动上仍难免会南辕北辙。
如今执政党和政府正在大力强化道德建设，央视一套“新闻联播”节目每晚都要推出一个先进模范典型，用意固然甚好。但若忘了道德话语须为有我之境的铁律，还像吴兢那样一味地扬善掩恶，恶难保不会欲盖弥彰，而真善反而会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伪善，甚至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逆反情绪，那可就事与愿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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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1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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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谡违背诸葛亮(上图)军令，致使街亭失守，诸葛亮上书“请自贬三等”。贺麟先生说，儒家式的法治就是诸葛亮式的法治，特点是“去偏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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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2: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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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三纲之说由道德转换为法律的危害，谭嗣同(上图)有深刻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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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2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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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(上图)在看完电影步行回家的路上被刺身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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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2: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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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，瑞典女外交大臣林德(图中照片)在商场购物时又被杀，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，决不会因为畏惧暴力，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、开放的民主政治，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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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3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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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赵发布于2007-11-02 18:14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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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亦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，本版2007年4月19日曾刊发其《雅量与法治》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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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爱大馒头发布于2007-11-02 22:12: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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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周末上的
